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可反过来讲，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文化信仰不同。
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
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
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群体流动性强，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
像在魏公村附近形成的“新（江）村”，很快就沦为了盗窃和拎包的重灾区。
甚至之后，与之类似在大红门附近形成的“浙江村”，也一样是这样相当混乱的状态。
这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发现这些变化的坏处，远比感受到带来的好处更容易。
那么怨声载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或许只有多年之后，他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变化的实际意义。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总有例外。
像洪衍武就对这些变化就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比如说对于国贸中心的建设，他就举双手支持。
他把“北极熊大厦”盖在国贸的旁边，原本就是想借人家的东风，在这片炙手可热的区域里沾沾光嘛。
而有关城市道路升级改建，他也绝对没话说啊。
道路变宽阔变平坦了，作为已经可以用汽车代步的人，当然是好事。
虽然洪衍茹上班路较远，目前吃着点苦头，可也没关系。
因为不过是暂时性的。
他已经为此，让妹妹挂靠在“北极熊服务公司”的名下，去报名学车本了。
只要等她考试通过，他就会买辆汽车送给她，也就再无虞路上受罪了。
当然，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车，洪家人讲究低调嘛。
顶多也就是个菲亚特126p送给洪衍茹。
俗称“大头鞋”、“小土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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