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听周赫煊的声音继续从收音机里传出：“从一月份开始，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无疑就是电车涨价的事情。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几位嘉宾，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欢迎陈博士来中华电台做客！”
陈岱荪说道：“大家好，我是陈岱荪。”
周赫煊又说：“还有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欢迎陶先生。”
陶孟和笑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陶孟和。”
周赫煊继续说道：“最后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先生。张先生你好！”
张奚若说：“周先生好，大家好，我是张奚若。”
三位嘉宾介绍完毕，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白领中产阶级，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硕士啊，平时很难见到的，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
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张教授，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
张奚若道：“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是完全不相符的。事实上，天津的电车票价，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
周赫煊又问陈岱荪：“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是说自身亏损严重，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陈博士，你是研究经济、金融和财政的专家，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陈岱荪侃侃而谈：“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也就是28年前，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剩下这3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到去年为止，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他们不可能会亏本。”
周赫煊问道：“400万元的毛利，那很多啊！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
陈岱荪解释道：“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不叫税，而叫报效费，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电车经过租界时，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通过费’。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通过费’，就高达74万元！”
周赫煊总结道：“也即是说，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
“是的，就是这样，”陈岱荪说，“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
周赫煊问张奚若：“张先生，这符合常理吗？”
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恼怒道：“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电车属于公共事业，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不仅如此，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因此，电车公司作为补偿，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纯粹是欺负人！”
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但究竟怎么不合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
“太埋汰人了，哪有这样的？”
“洋鬼子就不是人！”
“以后坚决不坐电车。”
“谁说不坐，老子就要坐，坐了还不给他们钱！”
“涨价，涨价，天天涨价。自打我记事起，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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