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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粮商在之后的几天内对我提出的官府盐矿承包制，流露出了他们高度关注的姿态，作为益州官商的第一次合作项目，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成了我与益州粮商之间所架设的一座桥梁，很多年后这个无形中的桥梁也把我和益州粮商因为利益绑在了一起。我的本意并不是向益州王家所说的那样吞并他们的财产，相反我提出的官府盐矿承包制其实是一支橄榄枝，这个承包制最终利益的四六分成也体现出了我的诚意。
曾几何时一位经济领域的哲学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永远的联盟，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我现在所做的，就是用利益把这些益州粮商一起捆绑在我的战车上，让未来的蜀国能够越走越远。
虽然还有很多益州粮商对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还是抱着小心谨慎的状态，不过一些有实力的粮商已经开始了和官府的接触，益州郑家和金家在杨村酒家的时候，就已经当众拍板，用实际行动加入到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中。
他们也是最早加入到这个制度的益州粮商，糜家在陈家大院里，游说其他的益州商贾，这个效果虽然不是怎么好，不过陈家和王家已经表示资金入股，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早已经计算在内了，毕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
益州多山盐，而且这些山盐很多属于裸露在外的山盐矿，采盐古就有之，很多益州百姓其实就是靠贩卖私盐养家糊口的。
在古代盐是十分重要的.清朝以前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是铁,而盐和铁是处于同等地位的.盐与铁始终是古代中国政府实施专卖的。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为打击富商大贾，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的对盐和铁的垄断经营政策。起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即对盐和铁一起实行专卖。
秦商鞅变法，控制山泽之利，也实行盐铁专卖。当时的山海之产主要是盐、铁，官府垄断经营，寓税于价，使人民避免不了征税，又感觉不到征税。汉初开放民营，使经营盐铁的商人富比王侯。
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和对商人“不住公家之急”的反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管理。
盐专卖采取在官府的监督下由盐民生产，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专卖采取官府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东汉时取消盐铁专卖，实行征税制。
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本末倒置，重新走了汉武帝的老路，不过那个时候的汉武帝把开采盐矿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汉时的商人，才让这些商人逐渐的坐大，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我借用了后世的股份承包制的框架。
这些益州粮商因为山高皇帝远，为虎作伥贯了，又加上刘璋昏庸无能，这个贩卖私盐在这里，早已经是形同虚设，不过在我上台以后，雷厉风行，处理掉了这些益州粮商中闹的最凶的几个，这才把益州粮商的气焰压下去。
我不仅在短时间内借助军队的力量以朝廷的名义收回了各地被粮商们霸占的盐矿，更是借助自己益州牧的权力以及糜家和荆州商人和汝阳商人的经济与这些益州粮商们大干了一场。
前几天的杨村酒家的宴请会，自然是这些益州粮商们的谢罪状，没有了官府的保护，这些益州粮商在同行的竞争面前，占不了一点的便宜，甚至被荆州粮商和汝阳商人联起手来反打一耙。
萝卜加棍棒的政策也是我们打击益州商人嚣张气焰的砝码，在打击过后，我就抛出了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商人唯利，虽然古代的商人不像后世商人那样奸诈狡猾，但古时候的商人对于利益的渴望，有着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疯狂。
现在我把这个官府盐矿承包制推向了这些商人，一方面也是为了蜀国的经济基础着想，另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平息益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