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故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雅称，又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交通优势，让扬州迎来了一泻千里的繁荣。在唐朝是甚至有“扬一益二”的显赫，当时说过天下之盛，扬州第一，益州次之，益州也就是现如今的蜀地，本身天府之国就物资丰盛，举一蜀之地都不如扬州一郡，由此就可以知道扬州城的繁华。
纵观扬州历史，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灿若星汉，盛况空前。像曹奕之前改编的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以孤篇盖全唐之势影响着一代诗坛。既有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辉煌；殷芸“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繁荣；也有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浪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朱帘总不如”的风光，还有李白“故人西池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荣耀……
不管是诗仙李太白的烟花三月之讴歌，还是樊川先生的春风十里之咏叹，丽句清词无不传颂千古的同时，也让扬州的大名一次又一次的名扬天下。
这也让初临扬州的曹奕等人对这个城市好奇不已，哪怕就是上一世的曹奕，也没有来过扬州，对于扬州最大的认知还是“扬州瘦马”和“扬州十日”这两个并不太美好的印象。前者自不需要再说，但是后者，却让曹奕对于扬州这座城市的感官大为改变，从原本的满城尽是风花雪月到举城慷慨赴死的血性。
在前一世的历史记载中，南明弘光元年，清兵在努尔哈赤第十子爱新觉罗·多铎的率领下，分兵亳州、徐州两路，向南推进，一路上都是势如破竹，直达扬州，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收兵退保扬州，山东总兵李泽清和刘良佑以入卫南京为由，率部南逃，史可法急令各镇赴援，均无相应。当时扬州被清军及明降将水陆各军重围，史可法率领扬州军民坚守孤城、殊死抵抗。过程中又有南明总兵李栖凤、建军副使高歧凤两人想要劫持史可法出城投降，被大义叱责，随后两人拔营率部投降。清军更是以红衣大炮试轰扬州城，形势万分危急。史可法用血书告急朝廷，可惜
未得回音，且南明各镇兵马皆不听史可法调度，此时孤城扬州已难有作为，史可法和剩下的军民决定抗战到底，以死报国。
当时清军和明降军至少有十万人，而扬州守兵仅万余人，至弘光元年五月二十五日终因弹尽粮绝，城陷，史可法欲拔佩刀自杀，被部下强行夺走佩刀，拥其走小东门再谋抗清，却不料清军迎面而来，史可法大呼：“我乃大明督师史可法，带我去见你们大帅！”
当时清军统帅爱新觉罗·多铎以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被史可法斩钉截铁拒绝：“我为朝廷大臣，又岂能苟且偷生去做这种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只愿速速去死，去面见先帝，城存我存，城破我亡，即便被你们碎尸万段，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但希望你们不要屠戮扬州城百万生灵。”最终壮烈就义，终年四十五岁。
扬州城破后，还出现了很多和史可法一样慷慨赴死的人物，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城破后郑重的换上明朝官府，端坐知府官衙大堂，恭候清军，自言自己是明朝的士，就应当死在这里；有吴尔壎，前一年在北京经受不住李自成叛军的拷打而屈降，引为平生耻辱，后来逃到史可法部下，请求从军赎罪，自己砍断一根手指，跟他自己的家人说，“若他日我抗清不归，就以这一节断指下葬即可。”扬州城破后，投井而亡；有副总兵马应魁，每战批白甲，上书“尽忠报国”四字于背，巷战中死战不退，杀死十余人后，被乱刀砍死。
扬州军民在这种情况下，仍继续鏖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总兵刘肇基、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死于街头巷战，或自杀殉国，史可法十九名私人幕僚尽皆弃笔握刀逐一战死。此后清军占领扬州，十日之内，都有残存军民和百姓殊死抵抗悲壮赴死。
后世有一诗《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