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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葬期之争，竟闹得满朝轰动，这让刘旸产生了极大的反思。既在反思己身，也在反思帝国那些看似完善的条制，别的不说，就这帝王丧制就难称完善，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便是把大行皇帝算上，开国以来一共也就这么两次。
事实证明，条制上写的那么多东西，在落实的时候，不合适的地方还是很多。毕竟，每个时期，每个皇帝，面临的局势都是不同的。
因此，条制的规定，还当保证在帝位传承、新旧交替期间国家社稷的安全稳定，绝不能抱残守缺，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刘旸就此事得出的结论。
刘旸对大汉帝国早有改革之心，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从丧制开始。
……
开宝三十年秋季的洛阳，除了满城缟素与长时间的禁娱禁酒之外，最常见的画面，大概就是不断有来自帝国四海八方的贵族、官僚、将帅、诸族代表、外国使节。
不管什么身份，来自何方，目的只有一个，祭拜大行皇帝，包括那些已然退休、贵养的乾祐老将、开宝功臣们，只要还能动弹，都齐聚京师，洛阳城也着实有好些年没有如此热闹，这就是大行皇帝驾崩带来的轰动。
奔丧固然是群英汇聚的主要原因，但明显也不乏暗怀其他用心者，帝位传承、新旧交替，实在是适合投机，只要对政治还抱有想法。人多嘴杂，也就使得大行皇帝的丧礼，变成了一些人的政治表演秀，还没法责难，“忠正”之士表现对大行皇帝之追悼、怀念，这谁敢责怪，是何居心？
在整体悲伤的氛围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了，这就不仅局限于烂事极多的帝国上层权贵，还包括中下层百姓。国丧期间，不能饮酒，不能嫖娼，不能搞任何聚会性活动，犯了事罪加一等，不能结婚，甚至不能家里死了人也不能大办丧事，以免冲撞灵驾
如此禁制，三五日自是应该，十天半月也勉强忍受，一旦逾月，那闲言碎语，晦气怨愤，就跟着跑出来了。
即便畏惧皇城司的密探、府衙的眼线，不敢诉诸于口，心里骂咧两句总是难免的。至于骂谁，除了朝廷官府、肉食权贵，还能有谁？
自然是有的，包括天家，包括已经在殡宫躺了两个月的大行皇帝。人心之变化，就仿佛当初梓宫还京，那几十万士民百姓追怀恸哭，哀声震天之景象，是虚假的一般.
不得不说，大汉的子民，是世间万族最勤劳，最淳朴，最宽容的，但同样，也是最无情，最健忘的。
当然，国丧期间一些苛刻乃至病态的禁制规定，新皇帝刘旸并非没有耳闻，也并非没有想法，只不过在当下他也不好贸然提出，更关键的，还是他实在没有时间与精力顾忌到这些细枝末节。
就如此时，听闻赵王刘昉回京的消息，刘旸顿时上了心，在过问其行程、日期之后，专门派遣卢国公赵明德西去迎接。赵明德，已故卢国公赵匡赞之子，赵王刘昉的大舅子。
对刘昉，刘旸倒也没有那么强的戒心，时至今日，他已继位，君臣之分彻底奠定，并不怕刘昉会威胁帝位。但实事求是地说，大行皇帝诸子，抛开一向安分守己的嫡次子燕公刘昭不谈，赵王刘昉也确实是对刘旸帝位威胁最大的人。
怡然不惧是一种态度与器宇，但能够正常平顺地度过这个关键阶段，也是刘旸所期望的。就连那些公卿贵族、文臣士子都能惹出那么多是非纷扰，何况是名望颇高、战功赫赫的赵王呢？即便刘旸相信，刘昉不会做出一些不智的事情，但是不得不防，谁也不知道大行皇帝驾崩给刘昉造成了怎样的刺激
当然，真正让刘旸疑虑的，还是大行皇帝驾崩之前下的诏旨，不论如何解读，都透着一股不寻常。既然分封安西三国了，刘昉也在其列，为何又单独召他回京，所谓何事？
大行皇帝此举究竟是何用意，或许只有天知道了，但给新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