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府的不作为，为此，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旸亲自签发制令，撤换、罢免甚至日常杀鸡般地拿下了好些剑南、黔中、云南、广西、安南诸道官吏，并责令道司，弹压骚乱。
朝廷施压，地方上也没有那么容易抗住，毕竟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很强的，各派地方势力方有所收敛，不过一月的时间，骚乱立止。然而，大乱止，小乱不已，在不断的牵扯对抗中，税改的进程自然耽搁了。
对于西南出现的那些乱子，中枢这边纵然不是心知肚明，也多少有些认识。如何破局，却让人为难，不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只是不值得罢了。
因此，在赵普的提议下，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诸道去吹了吹风，尤其在那些汉夷杂处，宗族地主势力深厚的地方。
税改是朝廷大政，态度坚决，一以贯之，绝不可能妥协，各道州必须要完成土地清丈，朝廷将以此收取赋税.
虽然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发生的状况仍是地方与中央的一场博弈，“乡贤”们也不敢真与朝廷拧着干，中央的面子总还是要给一些的。
因此，经过之后约一年的时间，西南各道州陆陆续续将土地清丈结果上报户部，然后经由时任财政使的韩徽建议，以上报数目上增加两成计算收税。
当然，政事堂诸公们也明白，便是如此，其中仍有水分，但这也算朝廷与西南道州达成的一次妥协了。同样的，北边也是类似操作，毕竟作为边地，为了维持稳定，有一些特殊政策对待，也属正常操作。
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论是北边还是西南，都不是朝廷开展税改的重点所在，那些地方，不管是成果还是恶果，都于大汉根本难有动摇。
如果说税改前两年，仅仅是作为试点地区的京畿、河南道等地是纷扰不断，抗拒颇多，引起多方争斗，令人侧目。
那么从七年后的雍熙元年再来看，进入改革深水区后，局面那才叫群魔乱舞，乱象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