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耕作土地面积,才刚刚从汉初的一万万七千万亩,增长到了二万万亩。

    更让刘弘感到沉重的是:在天下二万万可耕作田亩当中,还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部分,在彻侯勋贵手中!

    ——汉初彻侯百四十五,即便按人均食邑千户来计算,那也是将近一千五百亩的田地!

    按照‘三百余万户,一万万八千余万亩田’来计算,平均每户田亩不过六十亩。

    也就是说,如今汉室每一个农户家庭,其拥有的土地面积,理论上都仅仅比‘每户五十亩’的最低标准高出十亩!

    六十亩地,年产粟米不过百八十石,去掉口粮、税赋、穿衣等刚需,剩下的可支配部分,竟只剩下四十石,合钱不过三千钱!

    一家五口每年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居然只有三千钱,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信号:如今的汉室,还处于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步。

    为了缓解这个状况,并让汉室尽快走上富强之路,刘弘不可谓不努力。

    ——先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给农民的收入上了一个安全锁,以保证情况不会更糟糕。

    之后的宿麦播种,更是在缓解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同时,让农民收入肉眼可见的翻了一番!

    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汉室即便富裕起来,也很难让国家吃到红利——相较于坐拥百亩田的农户,无疑是那些手中动辄数十顷田亩的豪强富户,更容易吃到时代的红利。

    等时间久了,即便百姓一点点富裕起来,其收入增长也很容易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反观地方豪强,倒是会实打实的‘身家暴涨’。

    而刘弘之所以敢推行这种‘农户可能会小赚,但豪强绝对暴富’的系列措施,便是因为陵邑制度的存在,让刘弘的顾虑,在汉室永远不可能发生。

    ——刘弘不敢保证,土地兼并在汉室不存在;但刘弘绝对敢拍着胸脯说:只要陵邑制度一直存在,土地兼并就永远不会成为汉室所面临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地方豪强兼并土地,兼并的越起劲儿,就越容易被地方官员视为‘行走的政绩’。

    ——对于陵邑迁徙,朝堂对各地政府是有指标的!

    满足要求,自然是嘉奖鼓励,超额完成任务更是要升官赏赐,至于没完成任务的,自然躲不过被臭骂一通,甚至丢掉乌纱帽。

    而地方豪强所兼并的土地,在豪强被迁入关中之后,大都会被官员吃下,却又并非是地方官员,自此拥有这些土地的拥有权。

    想想就知道:某地县令为官三年,在治所置办下千亩良田,任谁都会起疑心。

    所以,汉室官员在吃下迁徙豪强留下的田亩之后,会非常聪明的将其贡献出来:陛下你看,臣给陛下赚回来好几千亩田!

    官员受贿,自然是良心大大的坏掉了;但要是官员将受贿得到的东西,转手拿去交给皇帝···

    嗯,这种感觉,问问乾隆就知道了。

    将好不容易吃下的田再送给皇帝,官员心里也不会不舒服——相比起那一点点钱财,得到在皇帝面前的‘露脸机会’,无疑更为划算一些。

    更何况那些田亩留在手里,本来就是烫手山芋,随时会让官员沾染‘贪腐’的标签。

    反正不能吞下,还不如借花献佛,在皇帝面前露个脸。

    也就是说:在地方豪强被强制迁移入关中之后,其留在家乡的田亩,先会被地方官员‘低价购入’,而后献给皇帝,或者说政府,使其成为官田。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豪强留下的土地,最终会由国家掌控其处置权。

    而在重新‘抢’回田亩处置权之后,汉室皇帝普遍会有一个十分骚包的操作:授田。

    理由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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