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还有几个镜子，风格不同，比如有佛教宝相花主题的，有仙鹤主题的。
“都是矿监所产？”
“正是。”榷铜使小心翼翼地回道。
与金银一样，铜既是货币原材料，也是商品。朝廷并不强制所有铜都拿来铸币，历朝历代都没这规矩。事实上，直到后世18世纪，英国一度货币匮乏，但仍有接近三成的贵金属用于其他用途，古代就更不可能了。
以大夏朝来说，他们甚至就连收走的25%榷税（以铜块折抵），也不可能全部拿去铸钱。因为铸铜钱不一定赚钱，有时候就是亏的，在铜钱上收铸币税老实说是有点难度的，除非你铸造那种扔地上一摔两半的劣钱。
但剩下的75%，也不一定就全部做铜器了。
朝廷有时候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布帛采买铜矿，就地铸钱运走。这种情况一般多发于铜坑所在地，也是一种消耗不便长途运输的实物税的办法。
总之，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与其铸铜钱，不如做成铜器出售，因为收益更高。
矿监就有很强烈的铸造铜器贩卖的冲动。但作为政府，你又不可能无视社会上货币匮乏的窘境，有时候就得捏着鼻子铸造铜钱，投放市场，缓解钱荒。
“江西九矿监，一年产铜几何？”
“回陛下，同光七年共产铜八十余万斤。”
“太少了啊。”邵树德默默算了算，然后说道。
铸钱是非常费铜的。
唐玄宗那会，最多一年铸造了32.7万缗开元通宝，费铜二百多万斤——算上其他消费，当时一年大几百万斤铜的产量还是有的。
但这就够了吗？还是不够。
比起盛唐，晚唐的金银乃至各类消费品如茶叶，产量大大增加，是超过天宝盛世的水平的，铜则不然。
唐宣宗时，仍在运营的矿监只统计到66万斤铜的产量。
五代略微有所下降。
北宋一统后，铜产量立刻爆发式增长，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已经达到1461万斤，超过唐玄宗年间。
大夏朝去年只产了三百万斤铜，还不如唐玄宗那会。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铜矿历经唐代开采，大多面临储量枯竭、产量下降等严重问题——这还是在新加入了云南、辽东铜情况下的产量，不然还要更低。
如今，必须在广阔的南方想办法了，加强勘探、开采力度。
北宋应该就是大力开采了南方的铜矿，不然绝不可能比唐代产量翻倍。
想到此处，邵树德说道：“卿是榷铜使，诸铜监皆归你管，有些事不能马虎了。老矿要想办法增加产量，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另者，多派人手寻找新矿。江西绝不止这么点铜坑，你们要多用点心。”
“臣遵旨。”
“旧矿增产，可有方略？”
“臣以为，唯有两途。一者多募坑户，二者多用奴工。”
邵树德沉吟不语。
“坑户”就是承包者。多招募坑户，就是把更多的矿坑承包出去的意思，矿监与坑户谈好分成比例，然后派人监管，不再直接参与开矿。
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包是比自己直接下场收益更高的方式——当然，税还是不能少的。
使用奴工是另一条增加收益的办法。北方煤矿上其实已经大量使用奴隶了，波斯奴工遍布关北、关内诸道，下坑挖煤，下窑烧砖，下河挖泥，简直无所不能。
还吃得少，干得多，比诸矿监临时招募的本地百姓好使多了。
“先找矿吧。”邵树德说道：“江西、云南二道，不该只产这么点铜。好好做，若立下功勋，朝廷自然-->>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