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最终查无鬻题实据，却仍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唐寅也因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向乡试座主梁储送礼等理由，将两人均遭削除仕籍，发县衙为小吏。
因此许国的疑问，并不能算是无中生有，明朝会试的第二场、第三场，以及殿试策问中，都包含大量典故，而通晓经史掌故虽然不如写好出自四书五经的八股文重要，但是考生若是不解典故，几乎是无法作答的。
譬如弘治十二年令唐寅、徐经身陷流言的关键一题，其中涉及典故的原文即为，“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
此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代理学家刘因的《退斋记》。
这一句暗含的典故讲的是历史上的许衡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后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
后因权臣作梗，屡次破坏汉法，导致诸生廪食不继，办学缺少经费，迫使许衡不得不辞归乡里，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
所以如果要答这一题，必须一见到题干，就知道其言出自刘因，讲的是元臣许衡在忽必烈当政时期出任国子祭酒、传播儒学的故事。
这就好比之前的一见题目中的“天圣三年观孙奭讲《曲礼》”，就要知道宋朝有崇政殿说书，要知道孙奭其人其事，要知道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为政举措。
即使明朝科举对经史策的写作水平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考生读不懂题目中蕴含的深意，没能揣摩出典故中所影射指代的人和事，写下的答案便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而偏偏科举选拔的一大标准，就是要选出最能契合出题者意图的考生，有这一标准横在跟前，许国的质疑就师出有名了。
或许“天下无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策问题目，但是考生们不知道它的典故出处，揣摩不出皇帝出题的意图，这文章又如何作得呢？
即使有人把文章作出来了，恰恰又符合皇帝的心意，但是这种文章它一定是不符合朝廷筛选人才的标准的。
而明清科举考试最讲究的是一个流程化和规范化，殿试策问的根本目的是为会试合格的考生排名次的。
换句话说，如果这殿试策问的题目自身就不符合科举标准，其选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让读书人信服呢？
就算是在现代比较开放的社会，照样有应试高考生觉得出国留学生录取门槛过低、自费留学国外名校者名不副实的情形出现，何况是在观念保守的封建时代呢？
想通了这一点，朱翊钧不禁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坚持下去，当真用“天下无君”当殿试策问，内阁并不会反对到底。
但是最终结果肯定会跟许国担心的一样，选出来的考生不但不能服众，而且可能会导致跟弘治十二年如出一辙的诬告与连坐。
何况顺天府乡试案的涉案考生正经历覆试，如果因此导致党争乃至牵连内阁首辅，那定然是得不偿失。
朱翊钧思索再三，终于说服自己这应该不算是所谓的历史命数，而是制度惯性所带来的改革阻碍，
“……卿每提醒的是，便依卿所言，以‘立纲陈纪’为此科之策问罢。”
覆试与科举的问题解决之后，三位首辅显然是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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