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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礼安先不去看朱常治，反而朝朱翊钧道，
“臣于医理上无甚建树，虽知些许皮毛，但绝比不上中国皇宫中的医士，实在没有把握能治好皇上的孩子。”
历史研究生朱翊钧当然知道这是传教士的自谦，这种看上去有些像自卑的自谦中断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还是天朝上国的万历朝却是十分稀松平常，
“范卿先看一看朕的皇子罢，若是病重难治，范卿但说无妨，中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范卿敬而无失即可。”
范礼安听了这话，却还是有些犹豫，
“皇上，据臣所见，中国古医之准则，罗马医学一概不遵，臣若是以西法于四皇子诊病，恐怕皇上会以为西医粗陋，不甚可信。”
朱翊钧反问道，
“西医如何粗陋？”
范礼安想了想，举例解释道，
“譬如人之五脏六腑，罗马医学之论脏腑，详形而略理，中国医学之论脏腑，详理而略形。”
“罗马医学只知层析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如此论形不论理，终逊中国一筹。”
范礼安此言一出口，殿中众人除了朱翊钧之外，不禁均面露得色。
朱翊钧却道，
“我国古传之脏腑，俱是医书古籍互相辨驳，纷纷无定，西人虽与我华人面貌不同，人之脏腑应乃一式而矣。”
范礼安见朱翊钧似乎不像大明其他人一样笃信中医理论，不禁又道，
“是，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罗马治医，皆以剖割视验为术，人之背前左右内外，层析详论，而不似中医将各层分出阴阳，故而罗马医士止知肺腑之形，不知肺腑之气。”
“臣学罗马医道，亦只知西医形迹，不知中医气化，中国所谓道家‘内视’之术，臣委实不通。”
“只是臣于两广之时，尝见中国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而西人得疫，则谓有虫，不谓有神，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此乃中西医道之大不同也。”
“而今皇上命臣以西法诊病，臣亦也只能断其形而不能诊其气，中医所谓‘经络’之说，臣实也不以为然。”
立在一旁的张诚忍不住道，
“我中国医籍，皆乃秦汉三代所传，内难仲景之书，极为精确，迥非西医所及，罗马医士如何能不以为然？”
范礼安深知在大明生存不能得罪太监的道理，于是立时作揖道，
“臣以为，医者不明脏腑，杀人相踵，中国医籍所载之脏腑长短大小轻重之说，应是无疑，然罗马医者剖髅验视，拆影洗涤，既而言之凿凿，著有成书，按谱可寻，亦非无据。”
“大约中国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罗马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也。”
“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
范礼安面容平和，神色恭敬，朱翊钧反倒觉得他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能为了传播一种宗教而去学习和接受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是一件多么虔诚而伟大的事啊。
晚清的科学教徒们在德先生和赛先生中浸淫了近一百年，都仍然将西方人当作敌对的“蛮夷”。
科学再先进，他们骨子里仍是轻蔑的，哪像范礼安，仅仅抱有一丝向大明天子传教的希望，他都能一往无前地把西方的解剖学和中医的气化经脉相比较。
这种谦卑简直使朱翊钧感到羞愧，因为他知道仅仅不到一百年之后，西方的解剖学孵化出了现代医学，而中医的经络仍然只是古籍中看不见摸不着的阴阳五行、十干配脏腑、配本草药性。
“范卿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