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