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这才是蛮夷的本来面目，本来的实力。”张宏倒是觉得，安南这才是蛮夷的正常发挥。
北虏和大明打了两百年知根知底，大明东征，朝鲜战场上，倭寇们也是百战精兵，战力还是很强的。
“确实。”朱翊钧认可张宏的说法，大明边疆刷新的蛮夷里，北虏和倭寇，真的很能打了。
安南这个表现，才是蛮夷应该有的表现。
朱翊钧还是按照大明五等功赏牌功勋法，给骆尚志记功，并且下章礼部，准备给骆尚志封伯爵，只要他顺利打完了安南，完成军事胜利，这个世勋伯爵，就是骆尚志给他子孙后代赚下的家业。
礼部高启愚上了本奏疏，这本奏疏解释了一个皇帝不是很理解的现象。
都是万历维新大思辨的重要成果，矛盾说被广泛接受，阶级论却被束之高阁，甚至治学阶级论，都找不到名师教育。
这种现象如此的普遍，但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去琢磨。
因为阶级论要取代的是华夷之辩，而非儒家的其他理论体系。
要强行推行阶级论，就要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蛮夷，是否和大明人拥有相同的地位。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别说大明腹地，就连吕宋总督府，夷人多于汉人，汉人用的《大明律》，夷人适用的律法是《吕宋治夷条文》，甚至连个法律都不是，只是个条文。
在吕宋，汉人杀夷人只需要赔点钱，但是夷人杀汉人，总督府会派兵镇压。
如果要用阶级论取代华夷之辩，那么很多事情，都变得无法解释了，倭国的倭奴、吕宋安南的夷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贩卖的昆仑奴，他们也是被朘剥的穷民苦力。
如果是阶级论算，这些人也是人的话，如果这样，大明就无法合理掠夺财富了。
从国朝发展而言，阶级论显然是更加的合理，但华夷之辩更符合现状。
高启愚这本奏疏，解释了为何阶级论这东西，要学得成为朝堂明公，最起码也得是正五品以上的官员，才会学的东西，因为它天生就不太适合推而广之。
矛盾说是个方法论，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朱翊钧对这个看法，还是比较认同的，阶级论要推行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儒家，而是当下的世势和环境。
如果要推行阶级论，就要放弃海外掠夺财富，那朱翊钧宁愿没写过阶级论。
张居正致仕之后，皇帝就是大明最大的保守派头子。
作为礼部尚书，高启愚要解释礼法，他在奏疏的后半段，解释了为何阶级论才是合理的。
他写了一个很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那就是世家政治的灭亡，和科举制度的鼎盛，有一定相关性，但最终导致世家政治消亡的根本原因，还是黄巢按着族谱杀人。
一般大明士大夫们认为，世家的消亡是时代前进的力量，是科举制度和官僚体系成熟的必然结果，黄巢只是适逢其会，才混出了赫赫威名。
高启愚他写这篇奏疏，一般不会被发到邸报上，高启愚告诉皇帝，事情不是这样的。
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晚期，朝中的宰相，有75%来自于七姓十家的望族，剩下的四分之一来自于寒门，这里的寒门也是有门第的，而不是穷民苦力出身。
像范远山这种赘婿、熊廷弼这种放牛娃，这些穷民苦力出身，能考中进士，在黄巢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唐中晚期的其基本格局，仍然可以用‘上品无寒门’来总结，唐朝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仍然完全被世家所牢牢把持。
士族的任官优势，在黄巢前，一直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而加强。
黄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