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严肃政论的理论，其实真的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需要的时间，绝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以百年为跨度，现在做，似乎真的不算太早，甚至看起来有点晚。
“看起来，朕没法说服先生，先生也没办法说服朕，那这就难办了。”朱翊钧笑容满面的说道：“就是一卷书罢了，朕不觉得有什么，而且多数人大概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买了也是放在书架上落灰而已，要不刊行天下？”
“朕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先生太把它当回事了，虽然有自然而然的推论，但朕不信，一卷书，还能把大明给亡了？”
阶级论的第三卷斗争，其实就是给大明必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理论归理论，理论要指导实践，那是真的太难了，前吏部尚书杨博还是心学大拿，关于知行合一致良知理解十分深入，但杨博就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考中进士已经是人中龙凤，踏上仕途，爬到吏部尚书这等高位，在宦海沉浮，实力和运气都是顶尖的，即便如此，知道和要去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大明官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会极力的去避免阶级论的内容，反而更多的引述矛盾说，因为阶级论里面的内容过于反贼了，事实上，阶级论的受众很少，甚至说，当下的时代，也就大明明公们，决策方向和路线的时候需要这种理论支持。
这就是朱翊钧的想法，理论不过只是理论罢了，但日后有用到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臣遵旨。”张居正最后选择了妥协，其实皇帝也妥协了，没必要为了一本书闹到君臣离心离德的地步。
陛下的妥协在于不进行刻意推广，书架上摆上，不做大力的宣传，更不用说纳入科举，而张居正的妥协是，接受皇帝的乱命。
张居正的妥协是没办法，他只能妥协，陛下又不是十岁孩子了，现在张居正也阻拦不了，皇帝有的是办法，比如给他升个官，把宜城伯变成宜城侯，让他颐养天年。
张居正和陛下聊起了国事，南京铸钱局、松江铁马厂、兰州毛呢厂这些官厂，陇汴驰道的修建进度，今年海贸的规模等等，随后才选择了告辞。
“啊！忘记了，又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署我的名！”张居正这才想起了这次入宫的第二个目的，这阶级论的第三卷，陛下爱写谁的名字写谁的，唯独不能写他张居正的！
这要是写他张居正的名字，日后春秋论断，他张居正岂不是成了大明头号反贼了吗？
张居正立刻赶了回去，再次请见，跟皇帝一顿唇枪舌战，拍着桌子，这个反贼的名号，他绝不肯背！皇帝要他背，他就辞官回乡去，连宜城伯都不做了，皇帝再逼迫，他就学那朱纨自杀明志。
他堂堂大明再次伟大第一功臣，决计不会允许身后名和反贼有任何的瓜葛！
这件事很重要，至少对他而言。
朱翊钧也拗不过，最后答应了下来，折中了下，以朱中兴的笔名进行了刊行，朱中兴这个笔名，民间一般认为是张居正的笔名，但朝中官员都很清楚，这就是皇帝的笔名。
绥远、陕西的旱灾，情况比朱翊钧想的要好很多很多，水利工程的修建、更多救荒粮的栽种、水肥，这三管齐下之下，旱灾的问题并不是恶劣到地方无法收拾的地步。
降水量减少并不是谎报，而潘季训、沈一贯请旨减免七成的田赋就能渡过难关，也不是吹牛，陕西、甘肃、绥远，加起来的丁口才不到八百万，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旱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关中，实际上的旱灾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地广人稀，土地的产出能够满足需求，即便是再旱，只要没有大规模的人祸，就不会酿出饥荒来，就怕有人屯粮兼并。
六百五十万石粮草的支援，潘季训只要了二十万石，如果有缺再要，潘季训在奏疏里郑重的感谢皇帝的圣恩，放到以前，那都是等到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