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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任他们这样下去，大明岂不是要和原时空工业时代的带英一样？
发展工商业，本质上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大明百姓的生活变好。
如果发展工商业，最后百姓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了，那发展工商业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苏泽才会提前出手，现在就将童工问题和劳动保障问题提出来。
总不能等到一场场悲剧上演之后，再想办法补救吧？
不过苏泽也有点欣慰，在自己的四民道德说之后，工商业也正在快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看出来这次《商报》的文章，也是工商业主们对自己掌握的政治影响力的一次试探。
工商业主已经学会了利用报纸发声，利用舆论来影响官府。
虽然这一次惨遭暴打，但总归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普通的制度改革，总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果。
唯有让改革形成新的利益基层，才能让改革成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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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商报》刊登了文章，宣布了房山铁路公司将会在山西设置助学金，用来资助那些家庭困难，又在学业上优秀的学生。
这则消息一出，倒是挽回了山西商人一部分声望，停止了各方对商人的口诛笔伐。
紧接着，直吴铁路公司也在《商报》上宣布，也要设置助学金，给山东失学的蒙童提供资助。
然后是澎湖殖拓商团也同样发声，也要在澎湖设置助学金。
至此，这场因为童工引发的政治讨论就此结束。
讨论的结果就是，皇帝御准了苏泽的奏疏，禁止工矿雇佣十岁以下的童工，十到十四岁的童工也不能从事危险繁重的岗位。
山西地方官府在接到圣旨之后，检查了辖区内的工矿，整顿了一批工矿。
山西学政林秉正乘胜追击，又下令各地小学尽量让失学的蒙童复学，七成的失学蒙童得以重新回到学堂，还拿到了房山铁路公司的助学金。
不过京师的热点转换很快，新的热点又很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