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然的。
阳明心学则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对立，“心外无理”“心即理”，天理自在人心，人只要自明本心，即可体察天理。
那面对忠孝问题上，阳明心学是从人的本心，也就是人本心是“孝”出发，通过致良知而引出“忠”。
这并不是说阳明心学不强调“忠”，而是认为“忠”是在“孝”发微后的下一个境界。
这也就意味着，对君子来说，“忠”是高于“孝”的，但是对于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普通人来说，阳明心学就宽容许多，认为孝是本性，不应该苛责。
这微妙的区别，也是让嘉靖皇帝多次打压心学的原因。
而殷士儋这份辞表，在学术上等于开了阳明心学的倒车，又回到了宋儒那一套上去了。
一名心学大儒，其政治遗产竟然是一份论述宋儒思想的教育奏议。
这就是说殷士儋为了皇权，放弃了自己坚持的学术思想。
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忠君了。
这可把隆庆皇帝感动坏了！
关键是殷士儋的方案确实不错。
殷士儋又说道：
“皇权至高，则可以超然于万物之上，圣天子可垂拱而治。”
听到这里，隆庆皇帝明白了殷士儋的全盘计划，他手书道：
“所言极是。”
殷士儋见到隆庆皇帝同意了自己的计划，也是松了一口气。
殷士儋是尊皇派，但是他也是文官之一。
隆庆皇帝这样的皇帝自然值得尊，可谁又能保证继任者是什么样子呢？
殷士儋在奏疏中写了宋儒这套的好处，但是这套体系皇帝就要从中枢的日常具体事务中摘出去。
皇帝被神圣化，就不适宜染指具体的政务，要成为超然于朝堂之上的仲裁者才行。
宋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皇权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宋代皇帝要执行某些政策，就需要提拔倾向于某个政策的宰相，然后委托外朝文官去做具体的事情。
大明这套君主体系，上限很高但是下限很低。
遇到朱元璋这种，政治军事满格的君主，朝廷的效率就很高。
但是遇到不行的君主乱操作，国家就很容易衰落。
殷士儋这套体系，皇帝不行国家也能正常运行，但是皇帝想要有所作为，那权术能力就要非常高明才行。
但这也非常契合如今的情况。
皇帝正担心年幼的太子，是不是能继承好帝国。
想到这里，皇帝不再犹豫，拿起殷士儋的奏疏，批红写上“准奏”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