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太子慕容彦旁听了关于巽他海峡事件及后续应对的几次御前讨论。事后，他问太子：“彦儿，今日所见，你有何感想？”
慕容彦思索片刻，答道：“父皇，儿臣觉得，海上的事，光讲道理似乎不够，还得有能讲道理的船和炮。而且，科学家和工匠叔叔们，和将军一样重要。”
景熙帝颔首，进一步引导：“不错。那你可知，为何我们非要万里迢迢，去保住那些海峡，与西洋人相争？”
慕容彦想了想：“因为那是商船回家的路？路不通，我们的丝绸瓷器就卖不出去，需要的香料珍宝也买不回来，国库会空虚，百姓会生计受损。”
“正是。”景熙帝欣慰地抚其背，“这海上航路，便是国家的血脉。血脉畅通，肢体（指国家）方能强健。守护航路，即是守护国本。此谓之‘海权’。你将来治国，切不可只视陆地疆域为国土，这茫茫大海，亦是我南夏生命所系之疆场。”
这番教诲，在年幼的太子心中，刻下了深刻的“海权”意识。
四、海贸同盟的深化与分化
景熙帝推动的“海上安全会盟”于景熙六年初在广州举行。与南夏交厚的东南亚、南亚十余邦国代表与会。南夏展示了部分新型舰炮的威力（实弹演习），并提出了联合巡逻、情报共享、共同应对海盗及“不守规矩之西洋商船”的倡议。
多数邦国慑于南夏实力且确有共同安全需求，表示支持，联盟得到强化。但也有个别靠近西洋势力范围的土邦，态度暧昧，担心得罪佛朗机人或红毛夷，可见西洋势力的渗透已开始分化传统南洋政治格局。
南夏对此采取区别对待：对坚定盟友，加大贸易优惠与军事援助；对摇摆者，继续加强拉拢与威慑。景熙帝明确指示：“南海乃至天竺洋，当以我南夏为主导，构建海上秩序。友我者共利，悖我者共击之。”
五、海商的新冒险与“异域记闻”
官方行动之外，南夏民间海商也在压力下展现出惊人的适应性与冒险精神。一些商队开始探索更偏远的航线，以避开西洋势力密集区域。有商队冒险向东南，试图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澳洲）；亦有船队向北，探索通往北海（日本海以北）乃至更寒冷海域的航路，希望能开辟新的毛皮、药材来源。
这些探险虽大多失败，但也带回了更多关于世界地理、风物、人情的宝贵知识。随船文人或水手记录的《南溟异闻录》、《北海漂流记》等手抄本开始在沿海士绅间流传，进一步拓宽了南夏人的世界观。一些前所未见的动植物标本、奇异矿石被带回，送至科学院研究，激发了学者们新的好奇与探索欲。
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正从各个层面推动着南夏这个古老的帝国，向着更深远、更未知的领域砥砺前行。景熙年间，不仅是承平盛世，更是一个在大航海时代浪潮中，为生存、为荣耀、为未来而奋起应对的时代。海波之下，暗涌重重，而南夏的巨舰，正调整风帆，校准罗盘，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