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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年的深秋，北京城已染上寒意，而来自河南的告急文书，更让朝堂上下如坠冰窟。奏报称，流寇“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汇合，拥众数十万，打破官军数道防线，已深入河南腹地，连克数县，兵锋直指开封府，其游骑甚至已出现在归德府（商丘）边境。中原震动，漕运命脉及岌岌可危。朝堂之上，一片混乱。兵部官员疲于调兵遣将，但可用之兵捉襟见肘；户部为筹措粮饷焦头烂额；言官们则纷纷上疏，指责督抚无能，要求严惩败军之将。恐慌与指责弥漫在空气之中，却鲜有人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在此背景下，朱炎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他深知，这是危机，也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遇——一个能够离开京城政治漩涡，亲临地方执掌实权，真正实践自己“经世致用”、“固本培元”理念的机遇。目标，正是他的家乡，河南。
他没有贸然上疏请缨。首先，他通过猴子的信息网络，获得了比官方文书更详尽、更快速的河南战报和地方情报，对流寇的动向、官军的虚实、地方的恐慌以及自家民壮的状况了如指掌。他知道，赵虎和张承业等人组织的民壮联防体系，在初期的小规模冲突中展现了一定的韧性，但面对数十万流寇主力，无疑是以卵击石，急需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外部支援。
其次，他秘密联络了“明理堂”的核心成员以及徐博士等支持者，分析局势，统一认识。他们一致认为，河南若失，则漕运中断，京师震动，大局将不可收拾。必须派一员干练大臣，统筹河南军政，尤其要倚重和整合各地自保的士绅力量。而朱炎，籍贯河南，熟悉地方，在京以干练务实著称，且在家乡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一支初步成型的力量，无疑是合适人选之一。
然而，阻力同样巨大。漕运利益集团及部分与朱炎有隙的官员，绝不会愿意看到他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宫中宦官，如王德化之流，也可能因旧怨进献谗言。
朱炎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明线上，他数次在御前会议及部院协商时，针对河南局势提出具体建议。他不再空谈大道理，而是基于翔实的情报，指出流寇虽众，然其后勤补给困难，内部派系林立，若能稳固要点，坚壁清野，重用地方乡勇配合官军，并非没有胜算。他特别强调了归德府作为漕运咽喉和豫东门户的重要性，暗示此地若有失，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务实且内行的分析，给焦头烂额的皇帝和阁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暗地里，他让徐博士等人，在士林和清流中散布舆论，强调“欲平豫乱，非知豫情、得豫心者不可”，并隐隐点出朱炎在家乡的声望和其编练民壮的成功经验。同时，他授意张承业、王员外等河南士绅领袖，联名向朝廷上“万民折”（虽夸张，但代表了地方呼声），泣陈家乡危难，恳请朝廷派遣像朱炎这样“知兵事、通民情、有担当”的乡贤回豫，以安民心，以保桑梓。
最关键的一步，来自朱炎自己。他写了一份极其恳切而又充满智慧的《请缨疏》。在疏中，他首先痛陈河南糜烂、君父忧劳，表达了“臣虽愚钝，愿效死力”的决心。随后，他并未直接要求高位，而是以“熟悉地方情弊”为由，自请“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赴河南观风整饬，协调官民，安抚地方，并为大军筹措粮秣、提供向导”。这个请求，巧妙地避开了直接争夺巡抚、总督等显赫职位的锋芒，显得谦逊而务实，但其“协调官民”、“筹措粮秣”的职责，实际上已涵盖了极其重要的权力。
奏疏呈上，恰逢皇帝对前线将领连连败退、内部推诿扯皮极度失望之时。崇祯皇帝反复阅读了朱炎的《请缨疏》，又联想到他之前的《淮安献策》和在工部的卓异表现，尤其是其背后隐约传来的河南士民呼声，终于做出了决定。
数日后，中旨下发：升朱炎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赐尚方剑，巡抚河南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旨意中特别强调，“许其便宜行事，河南文武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