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宁出列道：“陛下，萧相所言诗赋、经义之辩，古已有之。进士科诗赋取士，亦是为选文采俊彦，充任文学侍从、清要之职。经义之学，有明经诸科取士。各有所重，本无不可。然若士子一味追逐浮华，忽略根本，自当申饬学官，加以引导。至于请托奔竞，陛下屡下严旨，御史台、礼部亦当加强纠察。唯寒门进身之难……” 他顿了顿，这涉及更深层的利益格局，非一时可解。
几位大臣也陆续发言，多是在“申饬学官”、“加强监察”、“强调德行”等老生常谈上打转，并未触及核心。
就在议论将要不痛不痒地结束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陛下，臣有刍荛之见，冒死进言。”
众人望去，却是自入殿后一直沉默的李瑾。只见他出列躬身，神色平静。
萧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于志宁则投来略带担忧的目光。
“李卿但讲无妨。” 李治道。
“谢陛下。” 李瑾直起身，目光坦然，“萧相洞见时弊，所言科举三偏，臣深以为然。然臣以为，病根不在‘诗赋’、‘经义’孰轻孰重，亦非仅‘申饬’、‘监察’可解。症结在于，现今科举取士之‘标’，与朝廷需才之‘的’，有所偏离；选才之‘途’，过于单一；衡才之‘尺’，失之僵化。”
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愣。这“标”、“的”、“途”、“尺”之说，颇为新颖。
“哦？详细说来。” 李治身体微微前倾。
“陛下，朝廷设科取士，所求为何？非为取能诗善赋之文人，亦非仅取皓首穷经之博士，所求者，乃能佐天子、理万民、安社稷、兴百业之实才。” 李瑾声音清晰，不疾不徐，“然观今日进士科，以诗赋定高下，固然可考其文思才情，然于其是否通晓吏治、明达经济、知晓兵略、乃至明察物理（指自然规律、手工技艺之理），则难以尽考。明经科固重经义，然若只知寻章摘句、训诂考据，于经义中治国安邦之精髓，能否领悟运用，亦是未知。此乃‘标’（考试内容）与‘的’（所需人才）之偏离一也。”
“再者，” 李瑾继续道，“天下才具，各有不同。有长于文章者，有精于吏干者，有通晓律法者，有深谙农桑水利者，乃至有明于器械营造、医药算术者。今以进士、明经等少数科目，欲囊括天下英才，犹如以数张网，欲尽捕江河湖海之所有鱼虾，必有遗珠。此乃选才之‘途’过于单一也。”
“其三，一次考试，数篇诗文，便定终身。其间虽有复试、殿试，然时间短促，难以深察其品行、见识、应变之能。更兼请托、行卷之风，使一次考试之结果，易受场外因素干扰。此乃衡才之‘尺’失之僵化，且易为人所乘也。”
李瑾的分析，层层递进，直指科举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缺陷，而非仅仅批判风气。这让包括萧瑀在内的许多大臣，都陷入了沉思。他们习惯了在现有框架内修修补补，却少有人如此系统地审视制度本身。
“依你之见，当如何改制？” 李治追问，眼中兴趣更浓。
“臣愚见，改制非为推翻旧制，而在补偏救弊、增途扩容、活尺选才。” 李瑾早有腹稿，从容道来，“可试行三策，相辅相成。”
“第一策，分科取士，各尽其才。于现有进士、明经诸科之外，可增设数科。如明法科，专取通晓律令、能断狱讼之才；明算科，取·精通算术、天文、历法之才；明医科，取通晓医药、可任太医署或地方医官之才；乃至可设明工科（或称‘百工科’），取通晓水利、营造、器械、农具改良等实用技艺之才。诸科并立，由相应衙署（如刑部、司天监、太医署、将作监、司农寺等）参与拟定考试内容、评判标准。如此，则天下有一技之长者，皆可凭实学进身，朝廷亦可收揽各类专业人才，各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