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这既给了李瑾舞台，也套上了严密的监督笼头，并将各方势力（宰相、言官、清流、东宫）都拉入了监督体系，使其相互制衡。
其三，明确“渐进试行，以效为准”原则。制书反复强调，诸事“不可骤行，当以试点为先”，“一处见效，方可渐次推广”，“若生弊端，或靡费无功，立即更张”。并将评判“实效”的标准，部分量化：如新式农具，需在至少三处不同土质的皇庄或官田，经一完整农季，由司农寺出具对比报告，证明确实“省力增产”且“耐用不增本”；百工创新署，需定期（每半年）向联席呈报“收录有效新技几何，已推广几何，获赏工匠几何，所生利税几何”；海外通商筹备，需由市舶司与户部核算“增税预期”与“船队建造维护之费”，并提交“风险应对条陈”。
其四，对敏感问题“冷处理”与“切割”。制书对争议最大的“《寰宇图》与华夷之辨”只字未提，仅以“秘书省所藏《外藩图志》，着即校勘整理，以备查考”一笔带过，实则默认了其“地理参考资料”的定位，暂时搁置争议。对于李瑾“工坊”，制书亦未多言，只以“督行实务使可调用得力匠**助”含糊表述，既承认其技术价值，又避免直接将其与官署等同，切割了可能的“官商勾结”指责。
其五，人事安排上的“掺沙子”与“给甜头”。制书任命了几位“联席审议”的具体人选：尚书省方面，是萧瑀的门生、一位以谨慎乃至保守著称的户部侍郎；御史台方面，派出的是一位素以刚直、不徇私情闻名的中年御史；秘书省方面，则指派了那位对李瑾有些好奇的王姓少监；东宫方面，自然是于志宁。这些人选，既有制约李瑾的（萧瑀门生、铁面御史），也有相对中立的（王少监），还有支持他的（于志宁），确保审议不会一边倒。同时，制书也明确，徐有功、张遂、姜师度等“墨香茶舍”出身的“实学”官员，可根据“督行实务使”的申请，临时借调参与相关实务，给予他们实践锻炼的机会，也算是对李瑾“班底”的隐性支持。
这道制书，可谓煞费苦心，面面俱到。它既充分回应了廷议的成果，肯定了李瑾的理念与价值，赋予其推动改革的实际职权，展现了皇帝锐意进取、支持实干的决心；又通过严密的监督制衡、渐进原则、量化考核，最大程度地安抚了反对派，防范了可能的风险，也堵住了许多人的嘴。皇帝李治在其中展现的，不仅仅是对李瑾个人的信任，更是一个成熟政治家驾驭复杂局面、平衡各方利益、稳步推进变革的高超手腕。
制书颁布之日，李瑾在将作监衙门正式接过“督行实务使”的关防印信。于志宁、阎立本等人前来道贺，言语间不乏勉励与提醒。萧瑀虽未亲至，但其门生那位户部侍郎却“准时”前来参加第一次“联席审议”筹备会，表情严肃，公事公办。那位铁面御史也已到岗，开始调阅将作监近期的文书档案。
李瑾神色平静，一一应对。他深知，这道制书是“尚方宝剑”，也是“紧箍咒”；是广阔的舞台，也是透明的牢笼。从此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将置于更多双眼睛的严密注视之下，任何差错都可能被放大，成为攻讦的借口。但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和资源，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去实现胸中的蓝图。
他没有时间沉浸在权力的喜悦或束缚的忧虑中。第一次“联席审议”定在半月之后，他必须拿出像样的、经得起推敲的阶段性成果和下一步详细计划。新式农具的扩大试用报告需要尽快整理出来；“百工创新署”不能只停留在收集阶段，需要筛选出几个最有价值的项目，启动官民合作试点；海外贸易方面，需与广州市舶司取得联系，了解现状，筹划第一次“官督商办”的探索性远航；水师人才储备，则需与兵部、将作监舟楫署具体商议培训课程和选拔标准……
千头万绪，但路径清晰。李瑾回到自己的廨署，铺开纸张，开始起草作为“督行实务使”的第一份工作计划。他要将皇帝的“定风波”之意，转化为一道道具体可行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