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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159年1月—2160年3月核心地点：北京·锚点计划总部 / 全球多地 / 月球·南天门轨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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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9年1月3日，北京西山地下指挥中心，深度负四层。
李政国站在环形会议厅的窗前——如果那可以被称为窗的话。它实际上是一块直径十米的弧形柔性显示屏，实时投射着地面上的景象：西山冬日的枯枝在灰白色的天穹下伸展，像某种巨大生物的血管网络。没有雪，2159年的北京冬天已经很少下雪，可控核聚变带来的能源充裕让城市热岛效应扩展到了远郊，但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仍然盘踞在地下三十米的混凝土深处。
他四十四岁了。鬓角的白发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几根，而是像霜一样沿着太阳穴蔓延。过去九年，他从一个国家安全部的高级联络官，变成了锚点计划事实上的行政核心。他的办公桌上没有纸质文件，只有一块全息投影板，上面悬浮着一份尚未定稿的文档——《锚点计划：人类文明与宇宙信号的对话》白皮书。
文档已经修改了十七稿。每一稿都被不同部门驳回：科技部认为技术路线图过于激进，外交部担心”人类文明”的表述会触怒某些尚未加入项目的国家，军方对”对话”这个词感到不安，而最高层的顾问们则质疑——始终质疑——是否应该在官方文件中承认”宇宙信号”具有”意图性”。
李政国用手指在虚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调出了第十八稿的批注界面。他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官僚体系中磨练出的、近乎仪式感的审慎。但此刻，他的内心并不平静。
三天前，他收到了林蔚然从月球背面发来的一段私人信息。不是通过官方渠道，而是那条只有核心五人知道的量子加密链路。信息很短，只有一句话：
“如果我们不告诉世界，世界将替我们做出选择。而那个选择，很可能是放弃。”
李政国明白她的意思。2158年，昆仑实验之后，锚点计划内部对”信号是否具有意识”的认知已经发生了质变。但在官方叙事中，CBNA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理解的宇宙学异常”，而不是一个”对话者”。承认后者，意味着承认人类在宇宙中不再是孤独的观察者，而是某种……被注视的对象。
这会将人类文明置于何种境地？学生面对老师？病人面对医生？囚徒面对审判者？还是婴儿面对母亲？
每一种隐喻都导向不同的政治后果。
“笃、笃、笃。”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三声。然后又是三声。
门开了。赵晨星走进来，身后跟着沈默——昆仑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赵晨星今年三十七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但那副老式光学眼镜后面的目光比九年前更加深邃。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锚点计划的标准制服外套，左胸绣着一只眼睛的图案——那是守望者运动私下使用的标志，但赵晨星佩戴它，更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
“李部长，”赵晨星开门见山，“白皮书必须在这个月发布。不能再拖了。”
“给我一个理由，”李政国没有转身，“一个能说服上面那些人的理由。”
“因为2159年将是分水岭，”赵晨星走到窗前，与他并肩站立，“参宿四的预言已经验证了八年。小行星拦截成功已经过去一年半。全球小行星监测网络在三个月前确认了2156-AC3的新轨道——它确实不再与地球相交，而且轨道变化量与我们的拦截模型精确吻合。公众不是傻子，李部长。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拥有某种……预知能力。如果我们继续用’统计预测’和’深空探测’这种含糊词汇来搪塞，公信力会崩溃。而公信力崩溃之后，虚无者会填补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