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马就变得很激动。
他连连摆手说关於他母亲的事情，让警察去找他弟弟袁德明，别来找他。
两人见他情绪激动，便马上做思想工作，进行安抚，否则谈话可能就此终止了。
然後袁德良就说了几句对母亲抱怨和不满的话，大到许凤来把钱都留给了弟弟袁德明，小到小时候许凤来是怎麽处处偏心自己弟弟的等等。
陈严和陆正峰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母亲的不满是溢於言表的，而且他也没有想隐藏的意思。
袁德良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市侩，但他性格本身比较急躁，所以对许凤来的不满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只是说了几句之後，似乎马上意识到了对方是警察，於是又一脸不耐烦地甩甩手表示不说了，没意思。
最後他说：「反正我袁德良，从十六岁开始，就没拿过家里一毛钱了。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吃尽苦中苦挣来的，我没求过她，也没对不起她。要不是我爹死得早，我也不至於吃这麽多苦！」
周奕听到这里，问道：「他真是这麽说的？」
两人点头：「对，原话。」「这麽看来，他应该是猜到了袁宝福和许凤来的关系，甚至是和袁德明的关系。」
因为袁德良这话，就是一种明显的切割心理。
相当於给这个家画了一条线，线的这边，是他和他爹袁宝庆；那边，是许凤来、袁宝福和袁德明。
也对，袁宝庆死的时候，他已经六岁了，能记事了，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了。
甚至不排除，年幼时的他，听过、见过一些事情。
所以这条线一旦在他心里画出来，那他就天然不可能和许凤来、和袁德明亲近了。
因为只有他袁德良，才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这种事，袁宝福表现得太坦然，其实立场也是歪的，毕竟从一开始他屁股就坐歪了。
至於村支书和其他村民，他们能了解到的情况终究是笼统的、片面的。
只有袁德良才是这场伦理大戏里的最大受害者。
袁德良冷静下来後，收敛起了怨气和不满，向警察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就是他妈几乎没帮他们带过孩子，所以如果这人是来镇上找的他妈，那他妈去的肯定是袁德明家，不是他家。他还补充说明了下。
一个是他女儿从小都是姥姥帮忙带大的，所以跟奶奶完全不亲。
二个是他老婆对许凤来这个婆婆也有很大的意见，因为当初他们馄饨店干不下去的时候，想转服装店，但那时候手里钱不够进货，他老婆就让他去找他妈借点。
结果愣是没借到，所以他老婆一直耿耿於怀，婆媳关系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袁德良说这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证明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不好，所以有事你们警察应该去找他弟弟袁德明问，跟他没关系。
不过陈严还是询问了一些重要问题。
比如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号这天，他人在哪里。
袁德良当时就摇头表示不记得，毕竟五年前的事自己怎麽可能记得。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他基本一直都在忙着县城的新店，很少回镇上。
偶尔回来，也基本都是晚上了，因为他得等晚上服装店关门歇业後，才能开着面包车回来，那到家得十点左右了。
再有就是询问他对於许凤来的死，有什麽想说的吗？
袁德良扭过脸去，摆着手表示：没啥好说的，你们应该找她那个好儿子去，我无所谓别人骂我不孝子的，反正孝顺那个不也没送她去医院麽。听完陈严和陆正峰的描述後，周奕才说：「袁德良对许凤来的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