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在算：如果刘师傅工作了四十年，那他人生的多少百分比是在工厂度过的？那些机器声，占了他听觉记忆的多大比例？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四个人又聚在一起讨论。小宇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爷爷听说他们要去找老工人唱歌，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盘老磁带。
“是我爷爷当年在厂里文艺汇演时录的，”小宇说，“音质很差，但能听出是工人们自己唱的。我爷爷说，里面可能有刘师傅他们的声音。”
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小星星小心翼翼地把磁带装进书包，决定周末带给刘师傅听听。也许听到当年的录音，能唤起他更多的记忆。
下午放学后，他们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音像店。店里主要卖CD和黑胶唱片，老板是个留着长头发的中年人，正在整理货架。
“老板，请问您这里有《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老唱片吗？”小星星问。
老板抬起头，推了推眼镜：“老革命歌曲啊……我找找。”他在一排旧唱片里翻找，“这张，1972年版的。还有这张，是八十年代重录的。你们要哪种？”
小星星看了看价格，1972年版的要贵不少。“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吗？”
“音质不同，演唱者的感觉也不同，”老板拿出一台老式唱片机，放上1972年的那张，“你们听。”
唱片机里传出略带杂音但充满力量的歌声：“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合唱的声音浑厚而整齐，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出来。
老板又换了八十年代的那张。这个版本音质更清晰，伴奏更丰富，但小星星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那种粗糙的、原始的力量感。
“我们要1972年这张。”小星星掏出攒了很久的零花钱。虽然贵，但值得。
老板包好唱片，又送了他们一张清洁唱片的绒布：“好好保存。这种老唱片现在越来越少了。”
抱着唱片回家，小星星感觉像捧着一个宝贝。这不仅仅是音乐，是一段历史的声音载体。他想，周末可以带着唱片机去刘师傅家，先放给他听，也许能唤起他的记忆。
晚饭时，小星星说起买唱片的事。霍星澜点点头：“你们准备得越来越充分了。不过记住，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物件，而是老人家本人。你们的倾听和尊重，比什么都重要。”
林绵正在盛汤，补充道：“对了，周末我送你们去。周老师家我去过一次，在老城区的小巷子里，车开不进去，得走路。你们要穿舒服的鞋子。”
“妈妈认识周老师？”
“她教过我们小区的孩子钢琴，”林绵回忆，“是个很和蔼的老人，家里养了很多花。她说话声音很温柔，但教起音乐来很严格。”
晚饭后，小星星继续整理刘师傅的笔记。今晚看到2006年到2008年。这几年，工厂的状况时好时坏，笔记里记录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生产，也记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离开。
“2006年3月8日，妇女节。厂里给女工发毛巾和肥皂。车间的女工不多，但个个能干。张姐开冲床比很多男工还稳，她说‘机器不分男女，只看你用不用心’。”
“2007年9月1日，儿子小明上大学，去外地。送他到火车站，他头也不回地进了站。想起他小时候，我下班回家，他总在路口等我。时间真快。”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厂里组织捐款，大家都很积极。王师傅已经退休三年了，特意回来捐款。他说：‘咱们工人别的不多，力气和心意有的是。’”
看着这些记录，小星星仿佛看到一个时代慢慢落下帷幕。机器还在转，但人渐渐少了；歌声还在唱，但声音渐渐小了。可那种精神——认真、团结、有力量——还在字里行间闪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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