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王友福发言。他照稿念了五分钟，有些磕巴。下台时前排领导礼貌鼓掌，后排几个个体户摇头。
陈建国坐在台下，手心是汗。他的发言在明天上午。稿子他改成了最朴素的写法。
下午他溜出会场，在街上走。初冬的风很冷，街边有几个摆摊的，缩着脖子，手冻得通红。
这才是真实样子。
晚上给家里打电话。传达室老头喊：“203陈建国，电话！”
父亲从大队部打来。
“省里咋样？”
“在开会。家里呢？”
“都好。新一批菌包种完了。狗剩能自己带组了。县农科院来了两个人想学配方，我让他们跟着看，没给本子。”
“嗯，这样对。”
电话那头沉默。“建国，”父亲声音传来，“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家里别担心。”
挂掉电话，陈建国站了一会儿。老头从老花镜上方看他：“小伙子，家里电话？”
“嗯。”
“好好干。”老头说，“我儿子也摆摊，卖早点。不容易。”
第三天上午，陈建国上台时腿有点软。
礼堂安静。前排有领导低声说话。他看见梁书记坐在靠边位置，看着他微微点头。
话筒杆很凉，握上去时手心有汗。
“我叫陈建国。”他说，“跃进大队农民，种蘑菇的。”
没有客套话。台下有人抬头。
“我今天不汇报数据，不讲成绩。我想讲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父亲试验配方的冬天。煤油灯下，老人一遍遍调整配料，失败一次又一次。最后成功那天，父亲拿着白蘑菇，手在抖。
“技术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没人教，只能自己试。”
第二个故事：王二柱搞破坏被抓。十六岁少年，手里拿着剪刀。王老栓跪下来哭，说“不怪我侄子，怪我”。保证书上红手印，像血印。
“想做事的人，总有人不想让你做。明的暗的，都有。”
第三个故事：深夜在梁书记家。煤油灯，旧书房，桌上摊开的证据。他说“我要公平”，梁书记问“你要什么结果”。
“我要的不是谁下台。我要的是，让想做事的人能做事，敢做事，做了事能有回报。”
礼堂安静。前排有领导皱眉。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陈建国看着台下，“如果老实做事的人总要低头，会钻营的人总能得利，那改革到底是为谁改的？”
话音落下，安静。
然后掌声从后排响起。开始零星，接着连成片。王友福站起来用力拍手。几个个体户站起来。前排领导没动，但梁书记在鼓掌，动作不大但坚定。
陈建国下台，手心还在出汗，但心里平静了。
休息时他被围住。王友福抓住他胳膊：“兄弟，说得太好了！说到我们心里了！”
几个人凑过来。一个卖服装的塞来纸条，写着地址。一个修家电的小声说他们那儿也一样，工商税务没完没了。
也有人走过来说：“小陈同志，注意影响。有些话不能乱说。”
陈建国点头。
这时一个女干部走来，短发戴眼镜。
“陈建国同志？”
“我是。”
“省改革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姓方。”女干部伸手，“你的发言我听了。方便说几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