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笔，但并未局限于传统的“劝课农桑”。他首先肯定农业为国之根基，提出应继续推行均田、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可设“司农试验田”）、改良农具（如工坊新式钢犁）。然而，他笔锋一转，指出“仓廪之实，非独在粟帛”，“工商亦为本，货殖可富国”。他列举管仲、桑弘羊之策，结合本朝实际，提出：朝廷应改变“重农抑商”之旧念，转而“农商并重，以工促商，以商活农”。具体而言：
其一，设立“市舶使”或强化现有“互市监”职能，专司海外贸易。在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建造官方主导的大型海船，组织船队，携带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乃至“明玻”等新奇器物，南下南洋、天竺，西通大食、波斯，乃至探索更远航线。以国家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换取香料、珠宝、药材、珍稀木材、乃至海外作物种子、图书典籍。此举可“岁入巨万，补益国用；互通有无，富足百姓；兼可扬威异域，怀柔远人”。
其二，鼓励、规范民间手工业，尤其是“奇技”与新器制造。建议在将作监下设“百工创新署”，专司搜罗、验证、推广民间有益之“奇技巧思”，仿“周氏工坊”例，给予发明者奖赏、专利保护（有限时间内独家制造权），并协助其与官府合作量产。对于玻璃、新纸、改良器械等已见成效之物，应逐步放宽限制，允许民间资本在官府监管下参与生产销售，扩大规模，降低价格，使其惠及更多百姓，同时增加税收。
其三，改革税制，开辟稳定财源。除田赋、户调、徭役等传统收入外，可考虑对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大型矿山（如石炭、金属矿）、盐铁专卖、以及新兴高利行业（如高档琉璃、新纸）课以“商税”或“特别税”，税率需合理，管理需严格，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不与民争利，而国用自饶”。
写到“强兵甲、扬国威”部分，李瑾更是大胆。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精；威不在伐，而在慑”。精兵之要，在于装备、训练、后勤。他建议：
一、设立“军器研究署”，隶属于兵部或独立运作，汇聚巧匠，专研军械改良。可利用新炼优质钢材，改进刀剑、弓弩、甲胄；研究火药（此时火药方术已有，但未大规模军用）的军事应用；甚至探索利用“明玻”制作简易望远镜、瞄准镜的可能性。同时，改进军粮储存、运输工具，提升后勤效率。
二、重视水师，经略海洋。指出未来外患，陆上有突厥、吐蕃、高句丽，而海上亦不可不防，且有巨大利益。应扩建沿海水师，建造更大、更坚固、配备改良器械的战船，不仅用于沿海防卫，更可护卫商路，必要时展示武力，维护海上利益。水师官兵需进行航海、天文、海战专门训练。
三、外交与军事并用，开拓“战略边疆”。对周边势力，当分化拉拢，以商利羁縻，以文化柔远，必要时辅以精准打击。目光应放得更远，不仅仅盯着西北、东北陆地，更要关注西南（通印度）、南方海洋（经略南洋）、乃至更广阔的“西海”（印度洋）。可派遣使节、僧侣、商人，携带国书、礼物、商品，远赴诸国，建立联系，绘制海图，了解外情，为长远布局。
最后，他谈到“人才”与“文教”，再次强调了“科举改制”、“分科取士”、“重视实学”的必要性，并建议在国子监增设“算学”、“律学”、“医学”、“工学科”（哪怕先作为选修），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倡导“学以致用”风气，鼓励士子关注实务，将学问写在大地上，而非仅仅停留在书斋。
整篇策论，洋洋洒洒数千言，引经据典，数据充实（巧妙引用了工坊的部分数据作为例证），逻辑严密，既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构想，又有具体可行的实施建议，更充满了面向未来、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其中关于“工商亦为本”、“开拓海洋”、“设立专司鼓励创新”、“改革税制”等观点，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每一处都尽量贴合唐代实际，以“强国富民”为最终旨归，让人虽觉震撼，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