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敛’，是‘祸·国’，还是‘强兵安边’？”
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史记》的记载反驳对方对桑弘羊的片面评价，指出其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抗匈奴）的积极作用，顿时让苏司业语塞。
李瑾不待他反应，转向另一位攻击“开拓海洋”靡费无用的御史：“王御史言海路所得不过‘玩好’。下官斗胆，敢问御史可知，天竺之胡椒、波斯之宝石、大食之琉璃、南洋之香料，在我长安售价几何？广州、泉州两市舶司，去岁抽解（海关税）及博买（官府收购）所得，又价值几何？户部应有档案。下官曾粗略估算，仅广州市舶一岁之利，恐不下二十万贯，可抵关中小郡数州之赋！此等‘玩好’之利，可养多少精兵？可修多少水利？可赈济多少灾民？若因‘玩好’之名，便弃此巨利于不顾，岂非因噎废食？”
他抛出具体数字（虽未核实，但大致不差），将海外贸易的“虚名”与“实利”挂钩，极具冲击力。那王御史涨红了脸，一时无法反驳具体数字。
“至于华夷之防，” 李瑾环视众人，声音清朗，“诸位口口声声‘内修德政，外夷自服’。然，修德政需钱粮，强边防需兵甲，赈灾民需仓储。钱粮兵甲从何而来？仅靠关中、河北田亩所出？贞观初，突厥兵临渭水，是修德政使其退兵，还是太宗皇帝秣马厉兵、府库充实，方使其慑服？今吐蕃日渐强盛，屡扰河西；高句丽据辽东，未完全臣服。我朝若无充足财用，无精良军械，无海外之援（如联络吐谷浑、西突厥牵制吐蕃），空谈‘修德’，能保边境安宁乎？了解四夷，开拓海路，互通有无，增我国力，正是为了更好的‘修德’、更好的‘安边’！此非消弭华夷，而是以我之强，驭夷之变！”
他巧妙地将“开拓海洋”与“增强国力”、“巩固边防”联系起来，赋予了其战略必要性。
这时，一位出身江南士族、对海外贸易颇为了解的工部郎中出列，犹豫道：“李少监所言海贸之利，下官亦有所闻。然，海路风险巨大，飓风、暗礁、海盗，皆可致船毁人亡，血本无归。且蕃商狡黠，常有以次充好、欺诈之事。朝廷若大力推动，恐有损失，且易滋生腐败。”
这个问题相对务实。李瑾点头道：“周郎中所虑甚是。海路有风险，然岂能因有风险便不食鱼？陆上丝路，不也有沙暴、匪患、羌人劫掠？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如何规避。” 他转向皇帝，“陛下，臣前策曾言，可强化市舶司，建造更坚固海船，培训专精航海、通晓番语之官吏，绘制精确海图，建立港口巡检、货物查验、公平定价之制度，并与沿海藩国订立互保商船之约。此非一蹴而就，然只要方向正确，步步为营，自可渐次降低风险，规范贸易。至于腐败，任何事务皆有，岂独海贸？关键在严刑峻法，明察秋毫。岂能因可能生疮，便自断一臂？”
他承认风险，但提出了系统性的管理解决方案，显得既有远见又务实。
萧瑀见己方攻势被一一化解，再也按捺不住，亲自出马，厉声道：“李瑾！你休要巧言令色！纵然你所言有些许道理，然道与术，孰轻孰重？圣人设教化，明礼义，乃为正人心。你所倡者，无非‘利’字当头。若天下士民皆汲汲于利，则礼义廉耻何存？父子兄弟何亲？此乃舍本逐末，败坏天下根本！纵得一时之利，必遗百世之患！此乃大道与小利之别，你岂能不知？”
萧瑀再次祭出“义利之辨”的大旗，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终极批判。这是儒家保守派最核心的武器，也是最难辩驳的，因为它诉诸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
殿中气氛再次紧绷。所有人都看向李瑾，看他如何应对这近乎无解的“大道”指责。
李瑾深吸一口气，神色变得无比庄重。他先向萧瑀郑重一揖，然后转向御座，朗声道：“陛下，萧相问‘道’与‘利’。臣敢问，何为‘大道’？《礼记·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又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