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的安排。” 李维的最后一句话，暗示意味明显。
电话挂断。
罗梓握着手机，在清晨清冷的光线中，呆坐了足足一分钟。房间里的暖气很足，但他却觉得一阵阵发冷。这种被彻底规划、监控、与世隔绝的生活，比他想象中更令人窒息。它不像监狱那样充满直接的暴力和压迫，而是一种更精细、更冰冷的、用规则和后果编织成的软性禁锢。它剥夺的不是身体移动的自由（目前看来），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社会性和时间感。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动起来。按照李维的要求，洗漱，整理床铺——将蓬松的羽绒被抚平，拍松枕头，让它们看起来像从未被人睡过一样。他做得笨拙而认真，仿佛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然后，他走到客厅，坐在那张昨晚他呆坐许久的单人沙发上，等待着九点的到来。
时间从未如此缓慢。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拉长的胶糖，黏滞而难熬。他盯着墙上的挂钟——那是房间里少数几件带有时钟功能的装饰品之一，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发出几乎听不见的、规律的“嘀嗒”声。这声音，反而让寂静更加凸显。
九点整，手机震动，一份加密文档发了过来。罗梓点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分门别类，确实是一些极其基础的礼仪规范，比如如何站立、行走、递接物品、与人交谈时的目光和语气；着装规范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场合（虽然他现在根本没有“场合”）的着装要求，从内衣的材质到外套的颜色搭配，甚至袜子的长度都有说明；而“作为助理的注意事项”则更像是一份行为守则，强调绝对服从、谨言慎行、时刻保持警惕和整洁，以及“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罗梓强迫自己集中精神，一行行看下去。这些内容对他而言，既陌生又可笑。他一个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外卖员，需要知道如何优雅地使用刀叉，如何根据领带花色搭配西装口袋巾吗？但他知道，他必须看，必须记住，因为这是“要求”，是“工作”的一部分。李维附带的十个问答题，就基于这些内容，答错了，后果未知。
他看得头痛欲裂，那些繁琐的细节和故作高深的措辞，让他感到一种智力上的羞辱。仿佛他之前的二十三年人生，所积累的所有生存智慧和技能，在这套“上流社会”的皮毛规则面前，都成了不值一提的垃圾。
中午，门铃准时响起。他通过猫眼，看到一个穿着物业制服、面无表情的中年男人，将一个精致的多层食盒放在门口的地垫上，然后转身离开，全程没有抬头。罗梓等了几秒，才打开门，将食盒拿进来。食盒很重，里面是搭配好的三菜一汤，还有水果和甜点，分量十足，摆盘精致，味道也远比他平时吃的食堂饭菜好得多。但他食不知味，只是机械地往嘴里塞着食物，控制着时间，在三十分钟内吃完，然后将残羹冷炙收拾好，把食盒放回门外。
下午的“自由活动”，他走到客厅那个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前。书架上的书种类不多，但看起来都价值不菲，精装硬壳，烫金标题，多是些管理学、经济学、成功学、世界名著，以及一些他连名字都读不顺的哲学、艺术类书籍。他随手抽出一本《国富论》，厚重的质感让他手腕一沉。翻开，密密麻麻的英文和注释让他眼花缭乱，又默默放了回去。最后，他只找了一本看起来最薄的、封面素雅的散文集，坐回沙发，试图阅读。但文字在他眼前漂浮，无法进入大脑。他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医院的母亲，飘向柳树巷的出租屋，飘向昨夜那场改变一切的交易，飘向手腕上那冰冷的存在。
四点，李维准时来电，问了几个文档里的问题。罗梓凭着死记硬背，勉强答了上来。李维没有评价对错，只是说“知道了”，然后便挂断了。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反而让罗梓更加忐忑。
晚餐，同样的流程。
晚上九点，他按照要求，编辑了那条“今日状态正常，已准备休息”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