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言安抚，表明只清点物资，不追究前责，但要求务必如实呈报。同时，令薛仁贵带人把守各处门户，严禁闲杂人等靠近。
清点工作繁琐而细致。杨军发挥了项目管理者的特长，设计简单的表格，分门别类登记：绢帛多少匹、粮食多少斛、金银铜钱各若干、甲胄兵器几何、各类物资存储状况……他要求薛仁贵等人不仅计数，还要检查存储环境，是否有霉变、虫蛀、锈蚀。对于账册，则要求与实物核对，发现明显不符或混乱之处，仔细询问记录。
连续数日，杨军几乎泡在这些库房和档案室里。他发现，隋朝留下的家底比想象中要薄，尤其是粮食。大兴城（长安）的官仓虽然仍有存量，但考虑到接下来要供养大军、赈济百姓、应付可能的需求，并不宽裕。而记录田亩户口的图籍更是混乱不堪，许多还是大业初年的旧册，与现状严重脱节。
“杨先生，这些数目字看得人头昏眼花，真有这么大用处？”薛仁贵帮着搬运竹简木牍，忍不住问道。在他看来，打仗靠的是勇气和谋略，这些枯燥的账本似乎无关紧要。
杨军放下手中的算筹，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认真道：“薛兄弟，须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数字，就是粮草，就是兵力，就是民心。知道我们有多少粮，能养多少兵，能赈济多少百姓，关中能征多少赋税，未来打仗、施政才能心中有数，不至于盲目。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太仓存粮约三十万斛，若全军及长安人口按目前规模，仅能支撑四五个月，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尽快恢复关中生产，或从它处筹粮。又如，旧籍载关中在册户数五十余万，但经大业年间征役、灾荒、战乱，实际存户可能不及一半，未来均田、征税，都需重新清查，这又是大事。”
薛仁贵似懂非懂，但见杨军说得郑重，也肃然点头：“先生说的是，是某短见了。”
在清点过程中，杨军也发现了问题。一些库吏支支吾吾，账目有明显涂改或缺失迹象；管理混乱，锦绣与霉粮杂处，新弓与锈剑同库。他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在案。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草拟防疫条例。基于现代常识和能找到的古代医书，他提出了几条简单易行的建议：战死及病死尸体须尽快集中深埋；划定城内特定区域集中处理污物，严禁随意倾倒；督促军民注意饮水清洁（建议煮沸）；发现发热、呕吐、腹泻者集中隔离观察；命令军中医官配制一些常用的清热解毒药草，分发各营备用。他将这些写成条陈，通过薛仁贵呈给了李世民。李世民看后，立刻批转给负责民政的房玄龄和主管军务的杜如晦，要求酌情推行，尤其是军中必须严格执行。
数日后，李渊率领的唐军主力抵达长安，声势浩大。李渊入住原隋朝皇宫，但举止克制，并未急于举行登基大典，而是依照与李世民等人商定的策略，先上演了一出“君臣大戏”。
他率领文武百官，恭请代王杨侑即皇帝位（史称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被授予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总录朝政。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这一套程序，彻底将李渊集团“尊隋讨逆”的政治招牌做实，占据了法统和大义的制高点。尽管明眼人都知道，杨侑只是个傀儡，权柄尽在李渊之手。
政治大局抵定，接下来的便是更为实际的论功行赏和权力分配。这一日，新朝廷（丞相府）在武德殿举行大朝会，实际上就是李渊集团核心层的内部会议。杨军作为有功参军，亦在末席有一席之地。
大殿之上，李渊端坐，虽未着皇袍，但威仪日盛。他首先表彰了从太原起兵到攻克长安的一系列功臣，宣布封赏。李世民自然是首功，加授太尉、尚书令，实际上掌管了军事和行政大权。李建成作为世子，总理后方及部分政务。裴寂、刘文静等元从也得到高官厚爵。
轮到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