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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北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数据中心。

    2150年8月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第六周。解密团队的核心成员已经分散到各自的基地:哈桑回到了迪拜,索菲亚返回了亚马逊观测站,艾米丽·张去了CERN进行交叉数据分析,维克多·诺瓦克则留在了日内瓦,远程协调仪器校准工作。而赵晨星,作为地面协调的核心技术人员,几乎住在了北京的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位于地下三十米深处,是一个巨大的环形空间,墙壁由铅板和电磁屏蔽层构成,将外界的电磁干扰降至最低。数百台量子计算节点在环形空间的中央排列成一个完美的圆环,它们的冷却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像是某种巨大昆虫的振翅声。在这个圆环的上方,悬浮着一块直径十米的全息投影屏,实时显示着来自天眼-IV的原始数据流。

    赵晨星站在圆环的边缘,身旁是维克多·诺瓦克的全息投影——捷克人本人仍在日内瓦,但他的影像以极高的分辨率出现在北京,以至于赵晨星几乎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咖啡和烟草混合的气味。

    “我已经完成了对天眼-IV过去五年数据的回溯分析,”维克多说,他的影像在全息投影中来回踱步,“结果很有意思。在2148年至2149年期间,极低能段确实存在一些微弱的异常波动,但它们的统计显著性远低于当前信号,而且……”

    “而且什么?”赵晨星问。

    “而且它们没有’叙事结构’,”维克多承认,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情愿,“2148年的异常看起来像是随机噪声的统计涨落。2149年的异常可能是太阳活动周期的某种残余。但当前这个信号——”他调出两组波形对比,“——它完全不同。它在演化。在’学习’。在……适应。”

    “适应?”赵晨星皱起眉头。

    “看这个,”维克多放大了一组数据,“在6月3日信号首次出现时,它的信息熵是0.68。到了7月中旬,熵值上升到0.73。到了8月底,也就是现在,熵值稳定在0.75。与此同时,它的拓扑维数从2.1上升到2.7,接近一个三维流形的复杂度。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信号在变得更加……复杂,”赵晨星说,“或者说,更加’丰富’。”

    “或者意味着,”维克多冷冷地说,“它在对我们做出反应。它在根据我们的观测行为调整自身的编码方式。”

    赵晨星感到一阵寒意。这不是一个他可以轻易接受的假设。如果信号真的在”适应”人类的观测,那么它意味着某种……意识。某种智能。某种能够感知和响应的存在。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他说,“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

    “当然,”维克多点头,“这正是科学的方法。但我也想提醒你,赵博士:有时候,最危险的错误不是过早地相信,而是过晚地怀疑。如果这确实是一种智能信号,而我们花了太长时间去’验证’,我们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回应窗口。或者——”他的影像停顿了一下,“——我们可能会激怒它。”

    “激怒?维克多博士,你认为一个能够产生宇宙级信号的实体,会被我们的’迟缓’激怒?”

    “我不知道,”维克多坦诚地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想要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要求更多的校准、更多的验证、更多的怀疑。因为在我们面对未知时,傲慢比恐惧更致命。”

    就在这时,数据中心的门开了。艾尔·哈桑走了进来。

    这是赵晨星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哈桑。数学家比全息投影中看起来更瘦,白色的长袍换成了简单的亚麻衬衫和深色长裤,但他的眼睛——那双深井般的眼睛——依然如故。他手中拿着那个绿色的纸质笔记本,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老式的皮革公文包。

    “哈桑博士?”赵晨星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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