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必须保密，”赵晨星最终说。
“我知道，”哈桑点头，“但保密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意味着责任。如果我们知道2157年有一颗小行星将撞击太平洋，我们选择不公开，那么当撞击发生时，我们手上将沾满鲜血。如果我们知道3000年人类文明可能终结，我们选择不公开，那么我们将剥夺人类为未来做准备的权利。”
“准备什么？”赵晨星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准备面对一个注定的结局？哈桑博士，你知道社会心理学。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如果我们告诉世界，人类将在850年后消失，会发生什么？长期主义将崩溃。生育率会 plummet。投资会转向短期享乐。科学研究会失去动力。文明可能不需要等到3000年，就会在自我放弃中提前消亡。”
“所以，”哈桑缓缓坐回椅子，“你们打算怎么办？”
赵晨星深吸一口气。“上面已经决定了。短期预言——P-2到P-9——将在验证后逐步公开。这可以证明信号的’可验证性’，建立公众信任，同时为我们争取时间和资源。长期预言——P-15到P-17——列为最高机密，仅限锚点计划核心层知晓。至于P-10到P-14……”
“模糊化处理，”哈桑替他说完，“作为’科学假说’而非’确定性预言’发布。”
“是的。”
哈桑低头看着桌上的打印件，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墨迹。“你们在做一件危险的事，晨星。你们在用人类的政治逻辑去筛选宇宙的真相。真相不会因为被隐瞒而消失。它只会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重新浮现。”
“我们知道，”赵晨星说，“但我们别无选择。”
-----------------
2
2152年6月，日内瓦。
国际解密中心已经分裂。
这不是物理上的分裂——IAU总部大楼仍然矗立在莱芒湖畔，半球形会议室的柔性显示屏仍然每天流淌着来自全球观测站的数据。但人心已经分裂了。
参宿四预言的验证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将原本团结的国际科学共同体切成了两半。一半是”实证派”，他们沉浸在预言成真的兴奋中，将信号研究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另一半是”怀疑派”，他们坚持认为参宿四的预言可能是巧合，或者某种尚未理解的统计异常，而信号的其他”预言”不过是数据挖掘中的多重比较谬误——在足够大的数据集中，你总能找到看似有意义的模式。
但比科学分歧更危险的，是政治裂痕。
美国NASA在2152年4月宣布成立独立的”深空信号分析办公室”（DSAO），拒绝继续向中国主导的锚点计划共享核心数据。欧盟在5月启动了”欧洲宇宙背景异常研究倡议”（ECBAI），声称要建立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国际研究框架。俄罗斯在6月突然宣布，其在西伯利亚建设的”贝加尔-III”中微子望远镜发现了”独立的异常信号证据”，虽然数据质量远低于天眼-IV，但足以支持其要求成为”平等合作伙伴”的政治诉求。
而锚点计划，这个本应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正在迅速”国家化”。
赵晨星在2152年5月被派往日内瓦，名义上是参加”国际协调会议”，实际上是去评估合作破裂的速度。他住在IAU总部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每天步行穿过莱芒湖畔的公园，看着那些曾经在会议中并肩工作的同事们如今用警惕的目光互相打量。
6月15日，最后一次”核心五人”非正式会议在一间安全的地下室举行。林蔚然通过量子链路接入，哈桑从迪拜赶来，维克多·诺瓦克从布拉格飞来，艾米丽·张从CERN赶来，索菲亚·科斯塔从亚马逊远程接入。赵晨星代表锚点计划地面组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