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参与国际合作，但反对任何削弱国家自卫能力的安排。”
印度代表——那位哲学教授——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视角：
“印度主张哲学应对。信号的发现不仅是科学事件，也是精神事件。它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时间的本质、以及自由意志的边界。在印度传统中，宇宙是梵天的梦境，而信号可能是梦境中的波动。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准备，还需要精神准备。印度建议成立一个’行星哲学委员会’，由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代表组成，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导。”
最后，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发言。他提到了哈桑的书面声明，并引用了一段：
“哈桑博士——信号数学结构的主要发现者——写道：‘信号中的数学结构暗示了一种超越人类当前理解的存在。这种存在可能不是超自然的，但它是超技术的。面对这种存在，人类需要的不是恐惧，不是傲慢，而是敬畏。敬畏是谦卑与勇气的结合——承认我们的无知，同时保持探索的决心。’”
会议持续了三天。每天八小时，各国代表轮流发言，提出提案、修正案、反对意见、妥协方案。语言在会议厅中交织成一种复杂的噪声——英语、汉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印地语——通过实时翻译系统转化为每个人耳中的母语，但语义在转化中不可避免地丢失、扭曲、变形。
赵晨星坐在李政国身后，观察着这一切。他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力感。
在科学中，真理是单一的。一个数学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一个物理实验要么可重复，要么不可重复。但在这里，在政治中，真理是多元的。中国的审慎与美国的开放同样合理；欧盟的科学至上与俄罗斯的军事警惕同样正当；印度的哲学诉求与阿拉伯的敬畏伦理同样深刻。
但正是这种多元，让行动变得不可能。
当科学家面对未知时，他们会联合起来，因为未知是共同的敌人。但当政治家面对未知时，他们会分裂，因为未知是争夺权力的机会。
第三天的傍晚，会议进入了最后的表决阶段。中国提出的”不回应、继续研究”动议获得了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支持；美国提出的”国际联盟”动议获得了北约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的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准备”动议获得了部分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支持；欧盟的”科学优先”动议获得了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支持。
没有一项动议获得绝对多数。
最终，会议通过了一份软弱无力的”联合声明”：
“与会各国认识到宇宙背景异常信号的重要性，同意继续通过现有国际科学框架开展研究，呼吁各国保持透明与合作，避免单方面行动，并将在一年后重新评估形势。”
换句话说：什么都没有决定。
赵晨星在会议结束后的夜晚，独自走在曼哈顿的街头。东河的波光在远处闪烁，联合国大楼的灯光像是一座被遗弃的灯塔。他想起了一位物理学家在会后的私下评论：“如果信号真的是来自某个高级文明的测试，那么人类已经失败了。我们连如何开会都达不成一致，更不用说如何共同面对宇宙的未知。”
他的视网膜投影亮起。是林蔚然的加密通讯。
“晨星，”她的声音经过量子链路传来，带着一种异常的疲惫，“会议结果？”
“没有决议，”赵晨星说，“联合声明。一年后重开。”
“正如预料，”林蔚然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冷漠，“政治需要危机才能行动。而危机，通常来得比决议更快。”
“老师，你听起来不太好。”
“我的身体状况在恶化，”林蔚然说，“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晨星，我通过天眼-V的增强灵敏度，在哈桑预言的’深层频率’——0.0004电子伏特附近——检测到了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