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实在太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走私便成了最主要的供应渠道。
天津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为京城特权阶层服务的“秘密物流中心”。
此外，在明与建奴战争的背景下，建奴方面急需铁器、硝石、硫磺、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
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便铤而走险，通过天津沿海星罗棋布的小港湾、河口，将物资偷偷运往辽东，获利可达数十倍。
京城巨大的消费能力和畸形的战争需求，共同为走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使得禁令形同虚设。
其三，便是军事与行政系统的双重腐化与失效。
明初设立的天津三卫到了明末，卫所制度已濒临崩溃，军户大量逃亡，土地被侵占，留守军士粮饷不继，缺乏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
这样的军队，不仅无法有效巡海缉私，其官兵为了生计，反而积极参与走私活动，或利用巡逻之便“放水养鱼”收取贿赂，或干脆“监守自盗”，利用职务之便夹带私货。
同时，天津地区驻军系统、漕运系统、地方行政系统职权交织，遇事互相推诿扯皮，都怕承担责任，更怕触动背后的利益集团，导致管理上出现大量真空地带，给了走私者可乘之机。
其四，漕运体系本身的弊端提供了掩护。
天津作为漕运枢纽，每年有成千上万艘漕船南来北往。
走私船只很容易混迹于庞大的漕船队伍中，难以辨别。
而漕运系统内部的官兵、水手，也常常利用运送漕粮的便利，在官粮中夹带私货，或干脆用漕船从事走私。
这种“合法”运输体系下的非法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查处难度极大。
因此，明末天津走私的猖獗绝非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王朝系统性崩溃的显著标志。